编者按：

3月15日“两会”胜利闭幕。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器官移植话题，再次引起关注。曾见证和经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法制化道路进程的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教授，以艰苦卓绝的努力，敢为人先的精神，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登上世界舞台，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为此，《人民政协报》“健康特刊”以4个整版的规格对石炳毅教授及其团队进行了深度报道。

一位器官移植医生和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

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黄洁夫常委表示，取消死囚作为器官移植来源，标志着中国司法和人权进步。器官移植话题，再次引起关注。

其实，2014年12月3日，器官移植话题就曾备受关注。这一天，身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主席的黄洁夫在昆明的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研讨会上宣布：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公民自愿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条消息，引起了关注和赞誉。自此，历经坎坷的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终于登上世界舞台。

鲜为人知的是，这条法制化道路走得很是艰难。为让世界认可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价值，几代器官移植工作者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第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教授，就是其中卓有成效的一位。为此，我们专访了石炳毅教授及其团队，并推出此专题报道。

1月16日，青年歌手姚贝娜因癌症复发去世，按照遗愿，她的眼角膜捐献给了两名患者；1月30日，在东莞打工的周作堂夫妇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将二人器官同时捐献，他们的捐赠将使10名患者受益；2月2日凌晨，北京友谊医院，7岁女孩靓靓病逝，她的心脏和眼角膜被家人捐出……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我们看到，器官捐献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的一种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加入了器官捐献的行列。

在被这些捐献者的大爱之举感动的同时，石炳毅教授也禁不住向记者感慨：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第二移植大国身份尴尬

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技术和规模的发展都很迅速。上世纪90年代，我国已能开展心、肝、肺、肾、胰肾联合、肝肾联合、心肺联合等国外能开展的所有器官移植手术。在2006年的时候，我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

“可这些成绩，国际社会并不认可，还屡屡批评、指责甚至攻击我们。他们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我国是使用死囚犯器官作为移供体的国家。”

石炳毅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死囚犯器官都是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虽然也有家属和个人愿意捐献器官，但数量和比例同死囚犯相比，甚少。

也是因此，我国的器官移植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完全公开透明的，这也让我国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感觉身份尴尬且纠结。

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除了批评，还有学术限制，这就更让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觉得“委屈甚至窝囊”。

比如，2004年，世界器官移植学会（TTS）发表声明，对中国从事临床器官移植的医生实施三项学术限制：不允许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不允许在国际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不批准世界器官移植学会会员资格，甚至我们的器官移植数据也不能被“全球器官移植登记处”收录。

“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个人，在不了解真相和中国国情情况下发表的一些非客观舆论，对我国采用死囚犯器官进行歧视和攻击。”为此，石炳毅曾专门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JAMA”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器官移植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的文章，对中国政府在加强器官移植技术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的具体举措和实施效果做了介绍。此后不久，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教授也为此专门在该杂志上撰文，更加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器官移植的实际现状。

“其实，以死囚犯器官来源作为器官移植事业的开始，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走过的道路。只是，随着他们公民捐献体系的建立，这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停止了这种器官来源渠道。相比之下，虽然中国器官移植的实际操作水平几乎与世界同步，但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体系的法治化要滞后很多。”石炳毅表示。

法治化道路曲折前行

公民器官捐献法治化道路的滞后，还曾让中国错失在国际器官移植舞台彰显实力的机会。

2001年8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有关人士参与2008年第22届器官移植大会的主办权竞标，大会规模达5000人，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注入资金450万美元。该次大会对申办地和申办组织的承受力、资源状况、学术水平和组织能力要求极高。当时，石炳毅担任申办委员会的副主席。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原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北京市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以及海内外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支持。我们多次直接与国际移植学会核心人物就中国竞标的关键性、敏感性问题进行磋商，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最终，这次申报中国并未获得成功。”至今，石炳毅对此结果仍然纠结于怀。

从组委会的反馈情况来看，他们对我国的标书给予了极高评价，但几乎所有的反对意见都集中在合法化方面。他们说，当时中国既没有《脑死亡法》作为保障获取“心跳供体”器官的前提，也没有《器官移植法》和《器官捐赠法》保障这项工作的规范化作业和进一步推广，包括活体器官移植也缺乏相应的伦理学指南。

这次竞标失利，让石炳毅和同行们深刻意识到，必须加快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进程。为此，2003年石炳毅刚刚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就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递交了两份相关提案，分别是《关于“器官移植法”和“器官捐赠法”立法建议案》、《关于“脑死亡法”立法建议案》。

在《关于“器官移植法”和“器官捐赠法”立法建议案》中，石炳毅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器官移植法》和《器官捐赠法》，并附带制定《器官移植临床指南》和《活体器官捐赠指南》。他指出，“我们必须通过完善立法，加大宣传力度，加快推进器官捐赠特别是活体器官捐赠的进程，力争早日改变我国器官移植工作无法可依的不良局面，实现‘正规化、合法化、公开化、国际化’的发展目标。”

这两份提案都得到了重点办理。与他的建议相呼应的是，2005年7月原卫生部印发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2007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0年，原卫生部与红十字会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着手建立中国的器官捐献、获取和分配体系。

“也就是说，在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亟须法律条文保障的现状被越来越多地呼吁之后，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重视并积极在推动立法的进程。只是因为历史遗留的问题较多，立法过程比较曲折。”

这样的曲折道路，也是中国器官移植界医生泪汗交织的梦的凝结。

不止一个场合，黄洁夫在谈及中国医生的“器官移植梦”时哽咽落泪；上海长征医院朱友华大夫因此曾遇到很大的麻烦；石炳毅同样也为了这个梦积极奔走———现在，由他主编的器官移植《临床诊疗指南》和器官移植《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已经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行业标准。

个人力量同样可贵

“仅有法律条文保障还不够，器官移植作为涉及多学科的医学领域，其更需要高标准严要求的实际操作规范。具体到临床上来说，应该将术后长期存活率作为评价手术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而不应该追求单纯的移植数量。”石炳毅坦言，在我国器官移植法制化的进程中，该领域也曾出现“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的行业乱象，比如器官移植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过度泛滥的问题。

以北京市为例，2005年春节前的统计结果，分别有33家和21家单位可以进行肾脏移植和肝脏移植，而在当年“五一”节时，这一数据已经分别增长至44家和31家，“项目上马的速度之快令人担忧。”

这种状况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因为器官移植本身的复杂性和高难度性，能否进行这方面的手术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所医疗机构的整体实力。因此，为了显示医院的‘整理实力’，即使医院的技术水平还有欠缺，仍有不少医疗机构积极上马该项目。这种动机，已经和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初衷有所偏离。”

作为我国“器官移植准入制度”出台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石炳毅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时递交了《关于加快“器官移植准入制度”出台》的紧急提案。当然，该提案同样得到了重点办理。并且，在2007年时，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通过严格的技术准入规定，原卫生部将原来的600多家移植机构缩减至164家。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更健康有序地发展。只有这样，器官移植作为人类在医学领域的重要突破才更有价值。”石炳毅说。

很显然，这份价值，既需要医生的高超技术支撑，也需要国家的法律保障，还需要整个社会对这份事业的理解和尊重。所以，在我国终于宣布全面停用死囚犯器官来源的时候，才有了那么多器官移植医生的感慨和激动。因为从此他们可以站在世界器官移植的舞台上，更加有底气地跟国际交流、合作。

让石炳毅欣慰的是，在中国的公民捐献体系建立之后，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志愿捐献的队伍，比如姚贝娜、周作堂、靓靓。这些平常人的不平常善举，正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态势，让生命的最后礼物如花般绽放。而他们，和致力于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医生一样，也成为了推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前进并和国际接轨的重要力量。

专家名片

石炳毅，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剑桥大学医学院高级访问学者，获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和中国医师奖。现任总参总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器官移植与免疫调节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兼肾移植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移植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委等学术职务。长期从事泌尿外科与器官移植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牵头成立的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是单中心实施肝、肾、心、肺、小肠、胰腺和多器官联合移植国内外开展项目最多的单位，而他也是主持器官移植项目最多的移植外科医生。